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企图摆脱延续了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变迁以及它们带来的挣扎在今天依然明显可见，同样明显的或许是某种新的文化从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灰烬中重生时的阵痛。

     十九世纪时，中国面临外国入侵势力，显得孤立无援。那段经历粗暴地唤醒了一个仍然相信自己处于宇宙中心（如其名字所暗示的）的国家。被别国掠夺与勒赎的侮辱引发了一系列力图赢回国家尊严的革命，但均未成功。直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了胜利之后，中国才获得了新的统一身份认同。

     政客与军阀大体上把现代化视为学习新技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传统文化。毕竟，任何思想都是从文化这个大系统里产生的。要形成新的思想，就必须改变其生成方式。没有人比毛泽东更坚信这一点，他在取得政权后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些运动中的最后一个，也是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被关闭，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要么被送往农村，要么被逼至自杀。一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必须铲除（幸运的是，他们只铲除了一小部分）。数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文化的整个价值体系被彻底翻转。经过了五千年之后，中国的文化开始呈现出高度不确定的状态。

     毛泽东一九七六年的逝世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评估近三十年来共产革命之功与过的机会，同时也使改革成为可能——要重新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在一九八零年代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自由，艺术创作蓬勃发展，似乎是要用几年的时间补回过去数十年来的损失。新一代艺术家大口吸进二十世纪艺术史，将他们压抑已久的创作能量与政治、文化和情感背景结合在一起，在文学、诗歌、音乐、美术、戏剧与电影领域发出了爆炸性的声音。然而，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一个根本性问题却尚未解决，那就是，在上述一切发生过后，当代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仍在挣扎着为自己寻找一个适合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身份。

     尽管上述问题与声音艺术没有任何关系，但它们仍然提供了些许有关该项目之文化语境的暗示。毕竟，参加这一计划的艺术家的任务是针对所到城市的特定语境创作一个作品。由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有关这些作品的互动本质的一些问题。此处的语境不是艺术家本国的中性场所，如艺术空间或音乐厅等，而是一片全然陌生的文化，它复杂到即便是中国内部最深刻的思想家也无法彻底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这些音乐家将作品放在公开的城市环境中，以令它们和公众发生关系。在只有几天的时间来吸收所有这些信息的情况下，音乐家们该如何构想关于此地之身份感与社会感？

     这就是“都市发声”项目的实验本质所在。将艺术家置于一个他们难以融入的环境当中，再把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这样的工作方式有助于促成他们改变惯性与常态。从这个角度说，把他们带离全球统一的音乐厅与展览空间，随意丢进完全陌生的中国城市，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多地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其创作思路就可能受到阻碍。那么，不给他们在中国待太长时间或许是件好事。在初来乍到的兴奋状态下，在“个人立场”尚未形成时做出作品，才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我总是很羡慕第一次到中国的人，因为他们总能在几天内对这一全新的体验形成清晰的感受与意见。那种新鲜与强烈的好奇心通常能够促使他们从当地居民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中发现一些东西。这些细微的观察有时会是深刻的洞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能刺激新的想法。

但，说了这么多之后，把英国音乐家请到中国，在一群基本没接触过实验艺术或音乐的听／观众面前用创作介入都市环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验项目的美妙之处正在于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虽然我们几乎无法估测有多少人从这些声音项目中获得了何种体验，但它们的概念的确激发了公众的想像力。媒体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报纸、铜版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争相报道一个实验性的声音艺术项目。为什么？

     这令我们回头思考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其取向可以说是相当物质化的。如果说，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可以称作理想主义的话，那么目前的形势就相当实用主义。财富与欢愉成为经济的基石，服务业与娱乐业急剧发展。尽管整个过程很慢，但理想主义已被实用主义取代，思考的习惯已被生理愉悦取代。政策在一九九零年代从政治向经济的转变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微妙得多。和听起来空洞无物的理想主义说辞相比，那些发财致富并迅速改变了生活的故事更有说服力。毕竟人们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想听那些沉重乏味的布道。

     结果就是，身体毫无疑问地取代了头脑，成为时代注意力的重心。然而，尽管这种说法可以大体描述当前的社会，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肯定不会如此单一平面。当代文化缺乏官方支持这一事实是造成目前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当代社会造就了一个有待填补的空洞。并非所有人都满足于晚餐与卡拉 OK，对于一些人来说，肥皂剧与好莱坞并不对他们的胃口。这就是为什么北京的 DVD 店铺里会有人订购维纳•荷索的最新电影以及安哲罗普洛斯的套装。明显，有许多人渴望品尝更严肃的文化食粮，但他们周末出门，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展览；晚上下班，听不到令人兴奋的新音乐会，因为当代展览与当代音乐会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当“都市发声”这样的项目带着人们闻所未闻的新概念与方法出现时，公众会有强烈的反应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多样性文化生态的需求会增加对于优质文化的需要。美术馆与艺术中心迟早会在四处出现，文化慈善家也会支持新的剧场与舞团。进口电影的放映许可会放松，版权法会保护新音乐创作者。届时，资讯杂志上的文艺版面就会超过美食版面，中国也就会出现迟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就“都市发声”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去体验那些装置及其他活动的观众人数，也并非媒体关注本身，而是该项目中的概念所激发的广泛兴趣。它们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公众对于这些概念的兴致告诉我们，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中国观众确实能够欣赏复杂的当代文化之观念性本质，他们只是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

（秦思源是英国使领馆文化教育处北京办公室前任艺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