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三月底，我抵达北京。彼得•科萨克（Peter Cusack）、大卫•托普（David Toop）和我是英国文化协会的客人。我们下榻的酒店当时正在庆祝复活节，大堂里有一个封围起来的区域，活的、毛球似的小鸡在里面要么啄食、要么昂首阔步。附近的一栋大楼上用华丽的花体英文写着“Overseas Feeling”。（译注：海外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们站在大栅栏的一个屋顶上，惊喜地听着头顶鸽子飞过——许多鸽子的尾部羽毛上都紧紧绑着鸽哨。那声音像是一种运动的笛风琴，天空中的怪异和弦。我们找到了住在阁楼里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养鸽人，向他买了几只鸽哨。回家后，我仔细地对它们进行了消毒处理。曾经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读到过，关于鸽哨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但这一声响已和北京传统的、充满低矮建筑的胡同区——养鸽人多在胡同里——一样，濒临绝种。

     这并非我第一次到北京。一九七八年，在日本住了两年后，在返回英国的途中，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匆忙的二十四小时。从东京到北京，这其中的文化震撼不只在于技术上的鸿沟：成百上千的北京工人在修地铁，他们基本上都是徒手用铲子在地面上开凿巨大的洞。我的震撼更多地来自这个城市里的噪音：毫不掩饰的高声喊叫与日本人的习惯南辕北辙，无数骑自行车的人在宽阔的公路上呼啸而过。在天安门广场上，八岁的小朋友在唱歌，看起来像是在非正式地庆祝这个出游的机会——听众是没有的。就像是说：终于到了，来唱几个歌吧。但孩子们演唱时那种纪律性的精准令人感到异样。他们像机关枪似地齐齐唱出爱国歌曲，纹丝不乱，一百把声音同步的程度宛如一个人。这真是一种我前所未见的“集体思维”式的合唱。

     二十七年后，我又来到了北京。这次是来“听”这座城市，并根据听到的东西做一个作品。当时，我觉得自己是所有受邀参加“都市发声”项目的艺术家里最不合时宜的一个。现在我发现大概每个参加的人都有同感，但我在声音装置以及环境录音方面的背景少得可怜。我意识到自己能不能算艺术家都大成问题。当时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看了不少疯狂的、“什么都可以是艺术”的画廊作品，恩，那些我也能做。然后我注意到都市发声项目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概括：“鼓励当地人通过声音来思考他们个人与城市间的关系。”既然是在中国，那么其实有一种粗暴的做法：在城市各处贴上巨大的海报，劝告大家：“北京人啊！好好地通过声音来想想你个人和城市的关系吧！”但想到自己十分钟前才成为艺术家，我没有胆量那么做。（后来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作了一场关于环境声音的演讲，题目是“你的声音与你的城市”。这其实也可以作为口号印在宣传海报上。电影学院里边的确贴了关于我的演讲的海报，上面写着：“克里弗•贝尔：黄金海岸的好莱坞”。我可怎么都想不出这么棒的标题。）

     北京城的声音自然极不寻常，尽管那成千上万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已被数量更多的汽车所取代。除了飞在空中的鸽子音乐家外，我们还在早晨的天坛公园见到了京剧艺人、交谊舞爱好者、一群口琴演奏者、民歌团体、摇滚乐队以及踢踏舞者。所有这些人发出各种杂乱声响，进行着一种介乎排练、公开演出及周末社交聚会之间的活动。北京的公园似乎充满了各种美妙的不可预测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角处会藏有什么活动：水书法？长号合奏？后来在十月份，当我在日坛公园里参观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声音装置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合理：人们在放风筝、聊天，婴儿在阳光下蹒跚学步，而伊诺那沉静的钟声装点着那个圆形的封闭空间。

     在一个茶馆里，我们见到了一个古琴室。这种古代先哲们最喜欢的乐器还仍然有人教授。在天桥花鸟市场，我们见到两位耍空竹的艺人互相比斗，音量巨大，不过几米之外的主路，则又是那种传统式的宁静了。无论是自行车后拖着的垃圾车的声响，还是工人起劲地往水沟里吐痰的声音，都可以从远处听到。

我开始思考作品。作为一个尴尬的西方游客，我完全清楚自己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并且又不懂中文，那么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关于我的城市声音环境的作品，并把它带来北京。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中国艺术家去到伦敦，并用作品探究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给他留下的印象，这样的作品我会不会要看？我会不会对他老家的街道上的声音更感兴趣？我担心自己会弄成月亮底下点灯笼——多此一举。事实上，一个名叫蒋彝的中国作家的确曾在一九三零年代造访伦敦，并写下了《伦敦集萃》（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一书。此书的标题甚至可以说有音景方面的暗示（译注：Silent Traveller 即“无声的旅行者”，蒋彝本人称之为“哑行者”。）有一年的新年，他乘车路过坎登镇（Camden Town），天色突然转暗，空中的雾气仿佛一层“厚厚的黄色裹尸布”。蒋彝下了车。“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走在人行道上，倒发生了许多趣事：先是撞到了邮筒，然后又抓住了别人的手。我和他相视大笑，但互相都看不清对方的脸。”

     在北京带着 MD 录音机走了几天之后，我收集到了几段有趣的实地录音。不过，我不太想直接用这些录音作素材，倒是对音景当中不断出现的另外一种能量所吸引：本地流行音乐。当时我想我或许可以用它们搞点名堂出来。流行歌到处都是，购物、吃饭、理发、看电视时背景中都少不了它。西方流行乐和摇滚乐似乎根本不是对手，这一点与我去过的其他亚洲国家很不一样。我开始把主流中文流行曲看作这个城市关于自身的白日梦的配乐了。它们甜俗而滥情，无处不在——像是一块不可能忽略的听觉大蛋糕。

     我的酒店附近有卖 CD 和 DVD 的店铺。我走进其中一家，里面完全没有客人。屏幕上正在播一首歌，三个店员都很自信地跟着唱——不只是唱副歌部分，她们熟悉每一段的歌词。回到酒店，我打开电视。摄像机扫过一个公园里的大量阴影下的观众，男女老少都有，身处黑暗之中，至少有五万多人。台上，一个拘谨的女人和一个稍微不那么拘谨的男人在一台白色三角钢琴旁唱歌——或许不是真的钢琴，而是一个根据钢琴的大致形状用塑料玻璃做成的绚丽雕塑。这个节目每晚都在电视上播放。

     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无耻的商业流行曲是不屑一顾的，这几乎写在了流行曲的定义里。它们代表着陈腐的主流，而我们迫切需要另类选择，甚至可以说是需要“解毒剂”。流行曲媚俗、垃圾，是中国的症结所在。听那些常被政府迫害的摇滚或地下音乐则要正大得多。但无论是穿皮革的金属派还是反建制的愤怒朋克，中国摇滚几乎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一套意象与隐喻（至少这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这使它具有一种不那么好接受的严酷雄性姿态。而留着孔雀发型、性别意识不那么强烈少男少女们哼唱的流行曲，则为艰难的摩登中国生活提供了一片慰藉的绿洲，一个严酷社会现实之外的白日梦天地。

     音乐学家史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的《拨动风声》（Plucking the Winds）一书记叙了他在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实地考察仪典音乐家的过程。琼斯喜欢这种由萧姆管、铜锣和笙奏出的充满生机的音乐，于是自己也跑去学习演奏。他绝望地发现，这些技巧娴熟的村落音乐家们有时也要为当地的婚礼用合成器和鼓演奏流行曲，而更令他绝望的是，他们很享受演奏这些东西。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记录，讲的是琼斯观看中央电视台新年流行音乐会的事。他问村里的朋友是否欣赏这些伤感滥情的音乐，他们回答说不。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是喜欢不那么“摩登”——也就是说更加伤感滥情——的流行曲。

     尼姆罗•巴拉诺维奇（Nimrod Baranovitch）的《中国新声》（China's New Voices）一书对于理解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很有帮助。邓小平一九七八年的上位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那是中国历史上新的阶段。前一代人与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他们的文化活动也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流行曲唱的是热爱祖国、党或毛主席。突然之间，随着港台流行区的输入，其他类型的爱也可以表达了。巴拉诺维奇引述了内地歌手 Jia Ding 头一次听到台湾歌手邓丽君那克制、低回的歌声时的感觉：“我第一次听邓丽君是一九七八年。站在那儿听了整个一下午。我之前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好的音乐。我感到痛苦。我哭了。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没有情感力量。”

     我决定以当下流行的歌曲为基础做一个作品。在英国文化协会的帮助下，我选编了一些歌，歌词也被直译成英文。我想把歌词重写成能唱的英文，并重新编排这些歌曲，令他们既能有足够的新鲜度来满足我，又不致令已经熟悉它们的听者辨认不出。我们会把这张“致敬”唱片制作几千份，免费派给北京各处的咖啡厅、店铺及发廊，看看他们的反应。我想像我理想的北京听众，他们惊讶地发现了自己最爱的歌曲的一个全新版本：语言变了，歌手也大概老了五十岁，时不时还有扭曲变形的高音萨克斯管独奏。但它仍然是同一首歌，唱得也依然是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爱你。然后，这个理想的听众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个人与这个城市间的关系或是其他的什么我还没想清楚的东西。

     我个人的音乐实践常常会和流行音乐扯上关系。在日本的时候我学过尺八，在老挝和泰国的时候学过泰国笙（khene），但我一直很希望能把这些乐器运用在歌曲中。我为自己的乐队“英国夏日终结”（British Summertime Ends）以及 Kazuko Hohki 的“坦白小鸡”乐队（Frank Chickens）写歌及制作，而通过与亚洲歌手 Bindu 的合作，我也得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频道电台里露一小脸。其他与我合作过的人包括雅•沃伯（Jah Wobble）、杰夫•贝克（Jeff Beck）、凯西•迈可（Kelsey Michael）、冰•塞菲许（Bing Selfish）等，甚至还有当时旅居伦敦的中国女歌手刘索拉。在北京，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流行乐编曲人除了偶尔为了引发对中国偏远角落的异国想像之外，这么少用中国乐器。这里当然有文化自信心的问题，还有对西方文化的阿谀奉承。我想通过自己对亚洲乐器的频繁使用，把这些声响仅仅作为正常曲库的一部分重新引入流行乐制作当中。或许，这些流行曲的英国翻唱版本会比原版包含更多的亚洲元素。

     另一方面，这些歌曲的年轻听众似乎已经发展出泛亚洲的身份认同意识。大把的中国流行乐杂志花大量篇幅报道韩国和日本艺术家。在这些杂志的封面里，完全看不出中国人——即便是受教育人群——那种普遍的反日情绪。中国乐迷乐于越过北亚边界接受国外的音乐，语言障碍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我把我的作品命名为“伦敦聆听北京十大”，希望能够回应共产党关于“学习某某村庄”的口号。可惜的是，北京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没有十大排行榜了——我不知道尼克•洪比（Nick Hornby）式的音乐排行榜在这里有没有风行过。买唱片已经过时，现在是下载（不论合法非法）和盗版的时代。“十大”是对我个人童年的致意，那是一个没有电视的乡村年代，听的是收音机，伴随着学校生活的，就是每周十大排行榜。

     以下是我的歌曲清单，包括演唱者：

      一、“欧若拉”，演唱：维芙•科灵韩（Viv Corringham）；原唱：张韶涵

     歌词很有诗意：“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魔力北极光，传说的预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我给它加了从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那儿借来的大乐队过门，以及理查•波顿（Richard Bolton）简洁的吉他，并鼓励非凡的科灵韩投入地演唱那天真无邪的原曲。我还新加了合唱部分：“恋人的眼光，不是北极光／眼一眨，它就回到海角的天边。”

      二、“七里香”，演唱：克里弗•贝尔；原唱：周杰伦

     这歌不红都不行，而且正是这样的歌让我意识到中国当今的曲作者完全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弦乐、甘美兰以及写得很聪明的背景合音造就了令人赞叹的编曲，周杰伦也完全知道如何把真假嗓互换的岳尔得音（Yodel）用得恰到好处。我把副歌部分给雷鬼化了，弄得稍微有点不像样子，但要好玩得多。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来的双声羊角号（它是风笛的远亲）和铜锣把声音弄得又糙了一点。理查•波顿释放了整张专辑中唯一一次摇滚化的吉他独奏。

      三、“猪之歌”，演唱：Kazuko Hohki；原唱：香香

     妙极！多么纯真的一首歌，却是写给一只小猪的聪明情歌。这是整张唱片里最中国的一首吗？“传说你的祖先有八钉耙，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桃花／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副歌部分一听难忘。住在伦敦的日本流行乐鬼才 Kazuko Hohki 简直是为此歌而生的。我的版本加入了笛子以及泰国笙（Khene），这样就有了点泰国味道。

      四、“广岛之恋”，演唱：克里弗•贝尔／西维雅•哈莱特（Sylvia Hallett）；原唱：张洪量／莫文蔚

     这是首二重唱情歌叙事曲，毫不掩饰地描述对爱情的沉溺。为了配得上原曲的媚俗，我决定和我老婆西维雅•哈莱特一起唱。至今我也不明白歌名中的“广岛”所指为何——歌词里完全没有提。歌词讲的是雨，所以我以蛙叫声开头。“坐在秋雨中，浑身不能再湿／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

      五、“老鼠爱大米”，演唱：“小男孩”萨尔兹（Sonny Boy Saltz），萨克斯风：罗尔•考克希尔（Lol Coxhill）；原唱：杨臣刚

     这首歌出名到曲作者要和另一曲作者对簿公堂，因为后者宣称这歌是他写的。但必须承认，尽管歌名很可爱，但歌词并不怎么样。副歌部分如下：“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我保留了“老鼠”和它的韵脚，但其他部分都重写了。“小男孩”萨尔兹是七十多岁的萨克斯大师罗尔•考克希尔的秘密外号。

      六、“痴心绝对”，演唱：克里弗•贝尔；原唱：李圣杰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李圣杰的情人把他伤得这么厉害，以致于他要出动 Latte 这件武器啦。标题“Crazy Party”哪去了？歌词里完全没提？（译注：“痴心绝对”的英文标题为“Crazy Party”。）这时我已上了瘾。我为李圣杰那甜俗、自怜、沉恸的音乐改写了甜俗、自怜的 HipHop 节拍，但保留了优质的旋律。独奏部分用泰国的“Pi saw”笛子演奏。

      七、“我们的爱”，演唱：维芙•科灵韩；原唱：飞儿乐队

     摇滚之神“飞儿乐队”创作的史诗性叙事曲。同样，和声和旋律都是一流，而第一段结束后的过门则出现了荒谬的伪巴洛克风格。不过这些是确是研究过经典（阿巴乐队）。这里我要做减法。小提琴华彩、雄赳赳的手鼓、“充满意义的”三角钢琴、啸叫着的吉他，统统拿掉；加进西维雅•哈莱特的怪异锔琴和维芙•科灵韩那精致的绝望人声：“And you tell me I’m still number one/ But you need to get out and have fun/ And my misery’s a bit overdone, Now where’s that gun?” 确实是首好歌。

      八、“十年”，演唱：克里弗•贝尔；原唱：陈弈迅

     我爱这首歌，而陈弈迅无论如何都唱得比我好这一点令我相当恼火。这是优质中文歌曲创作的好例子，充满了洗练的和弦、绕梁三日但歌词音节多得超乎西方作曲者想像的旋律。和对其他几首歌一样，我也把这首的节奏给 HipHop 化了。我还把陈先生的双簧管换成了尺八，并丢进了一把男声加入合唱。不过我不会宣称说自己作了什么改进。

      九、“六只鸽子”，作曲：克里弗•贝尔；鸽哨演奏：贝尔；口琴组由贝尔采录于北京天坛。

     作为一个笛子演奏者，我无法拒绝吹鸽哨的机会。我把它们重复播放、在左右声道之间位移、改变它们的音高，生成了我自己的鸟群，在想像中的黄昏北京上空飞旋。这里，从街尾走来了口琴乐队，他们齐步走过，奏出旧日的一首革命歌曲。作品最后那愚蠢的电子噪声出自一本题为“和巴特一起观鸟”的《芝麻街》系列里的一只鸽子。

      十、“练习”，原唱：刘德华；混音：克里弗•贝尔；鸽子声由贝尔采录于北京。

     有些歌倒过来播放反而更好。歌曲淡出时，有一段戴着鸽哨的真鸽子的独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