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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赫奇(Sam Hecht)和基姆•科林(Kim Colin)自2002年成立工业设备设计室以来一直致力于实践雅致而严谨的设计理念,他们所服务的公司包括爱普生(Epson)、马吉斯(Magis)、莱科松(Lexon)、惠而浦(Whirlpool)和无印良品(Muji),并被无印良品聘为欧洲创意总监。

英国谢菲尔德一家老牌刀具生产商哈里森•费舍尔(Harrison Fisher)制造的Chantry磨刀器自1929年问世以来备受推崇,被奉为磨刀器设计史上的典范。后来,哈里森•费舍尔委托伦敦工业设备设计室的萨姆•赫奇以现代主义的风格重新设计Chantry的刀套。萨姆•赫奇不负所托,创作出一个具有静谧典雅特性的物体。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实际上彻底颠覆了最初的设计。

工业设备设计室进行每一个设计项目都要分析制成品的用途。就Chantry磨刀器而言,赫奇决定摈弃这件产品自1929年以来一直采用的机械审美观。他设计了一个类似烹饪物体的全新刀套,确保它可以跟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赫奇解释道:“我稍稍改变了一下刀套的尺寸和分量,以便它能保持稳定,而且无需固定在桌面上。新设计的优点不胜枚举,但有一点是最为持久的,即厨师用于握刀的手到切割区的距离恰如其分,产品因而变得更加安全。”

萨姆•赫奇和他的伴侣基姆•科林于2002年成立工业设备设计室。赫奇1969年出生于伦敦,长大后就读于皇家设计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专修工业设计。为著名建筑师大卫•齐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去了美国和日本旅游。再次返回伦敦后他就任IDEO 伦敦分部的设计主管。科林出生于洛杉矶,并在家乡学习了艺术史和建筑。1997年,她作为费登出版社(Phaidon Press)的编辑来到伦敦,并于皇家设计学院教授建筑学。工业设备设计室的信念是“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通过一种有创意的方式成为简化我们生活的工具”。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工业设备设计室为爱普生、马吉斯)、莱科松、惠而浦和无印良品等公司开发系列产品和环境艺术品。其中,无印良品聘任二人为欧洲创意总监。

工业设备设计室的网站地址www.industrialfacility.co.uk

问:你们二位分别是如何发现设计并对其产生兴趣的?
赫奇:我小时候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拆开来,看看它们如何运转。事实上,现在也如此。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根本就不知道有种叫工业设计的东西存在。但是当我知道以后,我觉得它可真枯燥。平面设计挺酷,但是似乎建筑师才是真正的职业。于是我花费大量时间收集各种相关图书、参观各种建筑,一直到我上了皇家设计学院为止。给我指点迷津的人是丹尼尔•威尔(Daniel Weil),用他的话说,是“无边无际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欠缺,设计师似乎能对付任何问题。

科林:我父母在洛杉矶长大,我父亲是现代主义迷。我是看着雷蒙德•罗维(Raymond Loewy)设计的汽车、埃姆斯(Eames)设计的椅子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的画作长大的。我出生的时候,是在艾希勒(Eichler)设计的一栋房屋。周末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乐趣是出去看待售的房子,看过数百处,也想象过数百种不同的生活。抚今追昔,那段日子对我的影响极大。我11岁的时候参加过多琳•尼尔森(Doreen Nelson)(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妹妹)一次特殊的洛杉矶学校项目,从中发现了建筑师这个词,并找到了我的人生志向。

问:成立工业设备设计室之前,你们二位各自从事什么工作?
赫奇:我从皇家设计学院毕业后开始寻找外国工作,因为伦敦几乎没什么职位。 于是我开始游历生涯,加盟不同的设计室,最著名的当属IDEO。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历练,以便我将来可以随时独立工作。

科林:从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毕业后,我在洛杉矶成立了自己的小设计室,和麦克•凯利(Mike Kelley)等艺术家从事咨询业务,主要涉及建筑在他们作品中的角色问题。后来,我开始撰写建筑学文章,并教授建筑学。再后来我就到了伦敦,任费登出版社的组稿编辑。

问:你们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着手成立工业设备设计室的?
赫奇:说来很逗。我结束日本的工作回伦敦后不久就去参观设计博物馆举办的埃姆斯作品展,我们就是在这次展览上遇见的。基姆似乎对查尔斯和雷•埃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了解颇多,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我们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志向却如此一致。基姆当时是建筑师和作家,我当时则是IDEO的设计主管。随后,我们的约会越来越频繁,在一起主要探讨为什么工业设计和空间问题联系如此之少。我们都很迷惑,但后来发生的两件幸运的事使我们可以共同成立一间设计室。一件事是基姆离开费登出版社,另一件事则是我离开IDEO。这样,我们就着手成立设计室,起的名字庸俗无比,是Industrial Facility(工业设备设计室)。

问:你们如何组织自己的工作实践?
答:如今,设计室不一定就得规模大,因为技术能弥补很多空档。我们的运作不像典型的设计室,倒是更像办公室。我们许多作品是通过思考和写作以及模型和材料制作的,几乎不用画图。基姆经常通过揭示值得深入研究的本质特点启动项目。然后,萨姆或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松本逸平(Ippei Matsumoto)进行设计。初稿完成后传给另一名设计师,然后一直传下去,直到传回来为止。对我们来说,这是效率最高也最为公平的工作方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进行说明。

问:你们作为设计师的目标是什么?
答:让事物保持简单并和潮流相联系是我们的承诺,也是我们始终尝试去做的一件事。它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常识。另外一件事是挑战-事物何以是事物。我们提什么问题,就塑造什么作品。

问:这些目标如何随着你们事业的进步而演化的?
答:对于许多设计师而言,保持简单、联系潮流和挑战业界的志向似乎一定显而易见。然而,对于为我们提供了95%数量消费品的大公司来说,这些措辞可能非常危险。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要么根本就别理睬这些公司,要么设法寻找愿意做东的公司。我们现任无印良品欧洲公司的创意总监,目标是在欧洲传播无印良品的理念。

问:你们认为工业设备设计室成立之前你们的哪些早期项目最成功?
赫奇: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与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合作,我们为松下公司进行过一个项目,主要设计一系列厨房用具,诸如烤面包机和咖啡壶等。当时多数制造商的产品属滑稽型,但我们的作品严谨而深思熟虑,影响颇为巨大-尽管大多数作品未能投入生产。

科林:我当时和洛杉矶艺术家麦克•凯利合作很密切,我们共同创作了“教育情结”(Educational Complex),它现在收藏于纽约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 New York)。作品展示了一张大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变形的泡沫板学校模型,涵括了麦克上过的每一个学校。之所以变形,是因为麦克的记忆不够清晰。利用建筑空间的语言和工具诱发评论性对话体现了一种自由释放。

问:最成功的工业设备设计室项目呢?
答:为无印良品设计的一些项目在逐渐占据我们许多的目标。我们彼此的途径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事实无需隐瞒。一切都顺其自然,他们给我们充分的空间去创作最优秀的作品。其中一个新型玻璃器皿系列和一个矮沙发项目已经取得成功。此外,我们还与日本爱普生公司合作多年,为它设计的一些项目也在渐渐变得有趣。

问:你们的作品有没有承袭某种传统?
答:工业设计这个行业如此年轻,我想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传统。我认为我们的作品应该紧紧把握住历史。但是,如果这样做,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可能同时提及设计和传统。

问:哪些设计师让你倍受鼓舞?
赫奇:奥托•艾舍(Otl Aicher)、汉斯•盖格洛特(Hans Geugolot)和恩佐•马里(Enzo Mari),他们都是大师级人物。

科林:鲁道夫•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皮埃尔•科恩格(Pierre Koenig)、阿基利•卡斯蒂利奥尼(Achille Castiglioni)等等,还有很多。

问:为惠而浦进行的“设备”(Equipment)项目是如何产生的?
答:理查德•艾斯曼(Richard Eisermann)时任惠而浦意大利公司设计主管,他委托我们为惠而浦生产厨房设备这一想法进行前期调查工作,并研究这个想法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那个时候惠而浦主要是电器制造商,为厨房设备制造商供应产品。它准备不够充分,无力承担更大空间和计划带来得责任。

问:这个项目中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答: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一种非常极端的室内潮流。这一项目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与房间或物体大小没有关系、相对新型的城市奢侈品现象,原因在于如今的大城市中一套小房间价格都非常昂贵。

问:你们最初的厨房理念如何随着设计过程的进展演化?
答:理查德后来离开惠而浦加入英国设计委员会(Design Council),项目也经历了几个月的曲折。取代他的阿雷桑德罗•费内托(Alessandro Finetto)人特别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在某些方面,它让我们采取更为极端的观点。我们把音乐功能、与超市的联系以及惠而浦实验室一些最新的技术进展全部糅合进这一项目中。所有这些元素最终成就了一个小巧而豪华的厨房-并非环境艺术品,而是一种产品、一件设备-是建筑理论和产品原理相碰撞的产物。

问:你们对工业设备设计室的将来有何构想?
答:如今,家具已非常成功地寄身产品之中。然而,一看到电视机和电脑绘图机等和家具搭界的产品你就会发现糟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因此我们想花费一些时间在它上面。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名为“景观产品”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使产品更加依赖于它们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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