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京城忽降大雪，“英国新锐文学”在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的第二天。窗外冷酷如画，主讲嘉宾之一的女作家路易丝•威尔士却说，来京第一日就碰上了雪天，倒像有回家的感觉。
仿佛与雪野的静相呼应，这天午后的三位女作家：两位苏格兰人路易丝•威尔士和佐伊•斯特罗恩，以及吉尔•道森，从一而终，都在温润絮语，话题就算触碰过社会现实，也很快就如射出的箭，绕了个弯，立即回归人性与内心。
于是，虽然现场已经很安静，你若要有所共鸣，还是要侧耳倾听。
诗歌真是不列颠作家的不解情结。写小说的路易丝•威尔士说，自己试过写了一年的诗歌，可结果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天份。可她说，下一篇小说将要以中古英语诗坛上的代表人物马洛为题材。下起笔来看似很快，但路易丝说，自己写之前的案头工作，可是离一名考古学者也不远了。
苏格兰“双璧”佐伊与路易丝，是一起上大学、又共同投身传媒界与小说界的“灵魂伴侣”——至少她俩在当日下午的话语默契，给人这种印象。她俩的写作题材，隐约可见狄更斯的影响，可同时她们却说：“与其说是在揭示社会现实，不如说是在探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性及与人类内心。”在社会底层为生活挣扎的老百姓是她们的主人公，内心困惑的同性恋者也是。
佐伊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在苏格兰并不普遍，孤单之时，当她开始读书认字，就对阅读着了迷。而从学会端正地握笔后，佐伊就意识到“没什么比编故事更有意思的了”。
不出所料，佐伊受“女性主义前辈”伍尔芙的影响很深：借社会现实探究人类内心。只不过佐伊的现实背景通常是在格拉斯哥。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则是像洗衣店这样能够观察他人生活细节的场所。
格拉斯哥不同于英格兰的城市，有其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性。有时这种地名在小说里出现，就会引发“敏感”读者的误读：比如有次佐伊与路易丝去塞尔维亚，在一所学校里做朗诵会，并与学生们交流。有个学生提问：佐伊一本小说中的最后有一段，书写主人公与情人做爱的情节，“是不是暗示苏格兰有了更多独立，有权力下放的象征？”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这样“上纲上线”的考虑。
苏格兰文学一向有着墨工人阶级的传统。路易丝与佐伊只不过更多共同地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写作，比方说小说《负面空间》（Negative Space）。但当小说中触及社会问题时，是毫不留情的。因此也常有文学批评指“苏格兰的文学不够爱国”。面对类似的评论时，路易丝的回应是：她在描述酒鬼、潦倒者时，并非出于“去展示”的动机，而不过在白描“本来就是如此的人生”。
路易丝喜爱的作家，未必来自同一个阶级，比如她仰慕的前辈：加拿大文学女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读她的书，就如同读者与作者在进行私密的对话，虽然是陌生人，却仿佛了解你的内心”——这正是佐伊与路易丝都希望在写作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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